4月中旬，以色列总统何索到西德访问。自以色列立国以来，这是第一次。何索站在广大的墓园中，眼前是青草如茵。42年前，他站在同样的地方，面对着尸身未干的犹太同胞，横七竖八地扔在土坑里。42年后，立在德国总统Weizs cker的身旁，他沉重地对着墓碑说：
“以以色列之名，我再度发誓：我们绝对不会遗忘你们。”
虽然何索一直称西德为以色列的“密友”，两国的经济关系也相当密切，犹太人没有丝毫让“死者已矣”的意思，更别提对德国人的原谅。里根总统到西德Bitburg墓园去献花，受到犹太人激烈地抨击，因为在同一个墓园里葬着几个德国纳粹士兵。二次大战间血腥腥的罪行，对犹太人而言，不是一个会让时间淹灭的历史，而是传家之宝，戒慎恐惧的，一代一代要传下去，深深刻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心灵上。
四十几年来，德国人又怎么面对自己血腥的过去呢？
“我的父亲是纳粹党党员，”艾瑞卡回忆着，“但是他从来不谈那段历史。在餐桌上，话题一碰到被屠杀的犹太人，他就走开，或者完全沉默。”
艾端卡今年50岁，家乡在莱比锡，却在瑞士住了廿年，是苏黎世市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因为他逃避这个题目，所以到他死我都不知道究竟他觉得自己有没有罪；犹太人整体被屠杀的故事他当时是否知道？我也不清楚。”
“我想我父亲是知道的！”开书店的乌拉说，“虽然他也向来不说过去。”
乌拉是个相当典型的德国“绿人”；反核、反战、反污染；支持女权运动、消费者运动、东西德的沟通。“避免战争发生只有一个办法，”她强调着，“就是我们先把武器放下，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当兵的话，这世界根本不会有战争。”
有一天，就在她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乌拉的父亲突然激动地问她：“你知道拒绝当兵的结果吗？”
惊愕的乌拉听着父亲谈起过去：“那些不愿意接受命令的就被拖到树林里去枪毙了，你懂吗？你敢违抗规定吗？”
“那是在父亲去世之前不久。他显得很难过，我大概刺痛了他本来保护得好好的心；可是，我也因此得知，父亲显然并不是无辜的，他显然当时就知道纳粹在屠害犹太人，只是他没有勇气反抗……”
今年55岁的斯杜克是西德Springer通讯社的资深记者。40年代，他是个骄傲的“小纳粹”，穿着制服，踏着正步高唱爱国歌曲，满脑子“救德国”的理想。只是个10岁的孩子，与童伴玩的游戏却是军事部署，如何打败敌国。德国投降，伙伴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把捡来的枪枝弹药偷偷埋在树林里，伤心地发誓，“将来要重建祖国！”
“纳粹的真面目，历史的真象，我们过了好几年才开始了解。”斯杜克抽着烟，看着烟圈慢慢地扩散，深思着说：
“我认为德国人罪孽很深，不可原谅。”
“可是40年过去了，你要一个民族背负罪孽背到哪一年呢？难道德国人要永远活在罪恶感里，一代又一代？”反问的是汤玛斯，30来岁的经济学博士。他与斯杜克对德国的历史承担有完全相左的看法，充分地表现出代沟来。战后才出生的汤玛斯问一个许多年轻人开始问的问题：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为什么要求我去继续忏悔赎罪？更何况，纳粹的罪行其实也并非那么举世无双的。俄国人的古拉格岛、中南半岛的种族迫害，都是一样的血腥——”
“不对，不对！”斯杜克用谴责的眼光瞪着年轻的汤玛斯，火辣辣地说：“你所举的例子都是零星的、散漫的、没有计划的杀人与迫害。跟纳粹不能比，希特勒那种有理论基础、计划严密、讲究效率地消灭整个种族的作法，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比任何别的例子都要残酷……”
斯杜克猛摇头，重重地说：“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斯杜克与汤玛斯所争执的还是80年代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德国往哪里去？罪恶感的包袱能不能卸下？
德国人不是个逃避现实的民族。从12年的纳粹恶梦中醒过来之后，知识分子无时不在进行对历史的搜寻、检讨、批判。身历浩劫的人（不只是犹太人，德国老百姓本身其实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譬如艾瑞卡与乌拉的父亲，固然对恶梦避之不谈，知识分子却以刮骨疗伤的态度面对丑恶的历史。几十年来，西德的报纸与杂志随时随地都有关于纳粹的文章：希特勒的起落，迫害的远因、近因、方法、后果，犹太牺牲者的个案，德国的民族性，道德问题等等。政府的努力也不落后：阿登纳Adenauer总统给犹太人发补偿金；布朗德在华沙的犹太纪念碑前谦卑地下跪；从前的集中营变成博物馆，把德国的罪行赤裸裸的公诸于世，
把自己的丑处暴露出来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极大的诚意与勇气。战后日本对中国人的态度，相形之下就显得虚弱，而台湾政府对中国近代史的遮遮掩掩（譬如对二二八事件的躲闪），都是不敢正视历史、不敢面对自己的表现。
经过40年不断的反省自责，80年代的德国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去年一整年中，西德最受尊重的先进派刊物DieZeit（周报）刊载了广受瞩目的德国历史学者之间的争论。主题就是：在希特勒帝国已经消失了45年之后，德国是否仍旧应该继续活在那12年纳粹的阴影中？柏林的Nolte教授认为德国人没有必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怪兽，俄国人的古拉格与纳粹的集中营是一样的暴行。西德具领袖地位的历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立刻提出严厉的反驳，指责诺特为德国人洗罪，意图重建德国人的团结心与爱国心；这两种“心”是像希特勒那样的集权者鼓吹的口号，“一朝被蛇咬”的今日德国对这两种“心”非常的戒慎恐惧。
两篇文章引起一场笔仗。赞成Nolte的，强调德国在纳粹之前已有绵长的历史与成就，不必被那短暂的12年的包袱压死。赞成Habermas的，认为把包袱挪开，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这场辩论并不只是象牙塔中一群秃了头的学者之间的脑力游戏，因为他们所争辩的题目正是每一个德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问题，与当前政治也有着紧密的关联，Habermas等人认为把纳粹罪行与斯大林的俄国等量齐观来减轻德国人的罪恶感，从而重建德国人的国家观念，等于把历史送给科尔这样的执政者去巩固他的权力。
科尔一再地强调他是西德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总理———因此他与纳粹的过去，和年轻的汤玛斯一样，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他固然也不时提醒德国人要记取教训，但他显然希望从阴影中走出来。相对于当年布朗德对犹太人的亡魂下跪，今日的科尔在德国阵亡的士兵墓前献花。
在国际舞台上，一度摧毁倒地的德国现在又成为众人瞩目的主角之一。在民族自信心缓缓疗伤复元的过程之中，德国人对自己的处境与未来方向保持高度的敏感；尤其夹在苏联与美国的对峙之间，它似乎试图找出一条自主的、属于德国的路来。要找出这样一条路来，德国人必须先弄清楚“我究竟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科尔对历史的“新”态度或许可以给许多“新生代”的德国人一个“新”的自我认识，这，就成为他的政治资本。
哈贝马斯等历史学家发出警告的目的也在于此：历史，不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即使一点点也不可以。
柳条柔软的垂入水中。一只肥胖的母鸭趴在石块上晒太阳，身边围绕着十几球毛茸茸的鹅黄。母鸭伸伸翅膀，短短的脚一晃一晃走到水边，“卟”一声跳进湖里，比拳头还小的鹅黄乳鸭摇摇摆摆，也“卟卟”的一只一只跌进水里去。
旁观的人越来越多，在堤岸上围成一环，个个伸长了脖子，喜悦地看着在柳条间漂浮的鸭子。
“嘿！总共有十六个乳鸭哩！”
“怎么母鸭是白的，小鸭是黄的？”
“哎呀，那只小的夹在树枝里了……”
人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各种语言都有：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日本语，还有我完全听不懂的，大概是斯拉夫语。不同的人种，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面对着湖光鸭影的脸上却透着一样的表情：欢喜、宠爱、兴奋。从远处看，会以为这岸上一群人来自同一个小村子，正在交头接耳的谈些什么村里闲事。
是这春日的下午，几只站都站不稳的小乳鸭，牵引了人心中对生命的敬重与感动吧！而堤岸上这些人所属的国家或许正在打仗，屠杀对方的兄弟姊妹呢！
在瑞士Lugano湖的鸭岸上，有五百多个作家，或者多多少少与写作有关的人，聚集在一起，希望宣扬他们对生命的敬重与感动。这是第五十度的国际笔会。
离开幕酒会还有四小时，踱到会场，一抬眼就看见屋檐上七八幅巨大的油画国旗；笔会国当然不只七八个，这几幅只是象征它的国际性吧。
四个小时之后，我去参加开幕，发现国旗不见了；八面都悄悄取了下来。大部分的与会者根本就没看到任何国旗。
从筹办秘书手中接过一杯香摈，我问她：
“露琪亚，怎么下午的国旗卸走了？”
她很谨慎的说：
“有人抗议怎么他们的旗子不在里面，所以我们干脆全部拿下。省得麻烦！”
办理报到的桌旁挤满了人，乱成一团。一个日本女作家对我微笑：“我是写小说的，你写什么？”
我说：“我写小说批评。”边说边觉得这游戏好玩，有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味道。
“啊哈！”她大叫一声，万分惊喜地从皮包里掏出一本书来放在我手上：“这是我的小说———”。
又掏出一本笔记：“这儿有白纸———”
又掏出一支笔，塞在我手心：
“这儿有笔———”
她把姿态摆好，看着我说，“您是个批评家，我是个小说家，太好了。请访问我吧！现在就可以开始———”
侧着耳朵，依稀听见背后的谈话：
“你是西德记者？我是叽哩呱拉。你好。我出过二十本小说，有些已经翻成德文，卖得很不错，一天到晚要为读者签名，哎呀，忙死了。下个月我应邀到你们那儿演讲，你要不要访问我？这是我的名片，这是我的剪报……”
到角落里去取果汁，看见南非的团员之一，一个肥胖的中年妇人，穿着一身鲜红的衣裙。
看看她的名牌，问她：“您写些什么？”
“我出过十三本小说，我在南非很有名的，”胖女人顿了一下，很僵硬的笑两声，继续说：“我以为我已经很出名了，但显然您并不知道我，哈哈，可见得我还要努力。世界性的知名度才是我的目标。”
“文学没有国界；它必须超越任何政治纠纷，在国与国之间无碍的流通。”
这是国际笔会宗旨的第一条，揭示一个理想：希望文学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作家是社会的发言人，把世界各国的作家聚在一起，当然见希望笔的力量可以取代刀的力量，撤除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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